春秋时期的天文：日食
日升月落，星移斗转，是最鲜明的天体运动。先民在长期观察中，发现气候寒温、草木荣枯与天象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。上古时期，历法还不够成熟，而且也不够普及；又没有准确的计时系统。天象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这就是为什么“三代以上，人人皆知天文”的缘故。到了后世，历法发达，计时系统逐渐准确，而大部分人又不必从事与气候紧密相关的农业劳动，因此，“有问之文人学士而懵然不知者”。
春秋时期对天象的观察和记录已经相当准确而频繁。太阳是天空中最明亮的天体，它为地上的一切提供光和热。当日食发生时，人民难免会感到恐惧，认为这是上天给人类的警告，并且将要降下责罚。在春秋之前不久，周王朝尚未东迁的时候，周人就见到了一场日食。在这场日食之前一个月不到，还发生了月食。不仅如此，在国都附近还发生了地震，连高山都崩塌了。日升月恒、南山的稳固、松柏的长茂，在古人心中都是最理所当然的自然现象。一时之间，月食、日食、地震。这么多灾异接连而至，不能不令周人感到恐惧。这场日食记录在《诗经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中，《诗序》说是“刺幽王”。到了春秋时期，古人非常重视观察记录日食。在 242 年间，《春秋》总共记录了 37 次日食。
日食是由于太阳、地球、月亮三者处在特定位置造成的。当月亮出现在太阳和地球之间时，太阳光被月球挡住，于是就发生了日食。但是，月亮比太阳小，即便发生日食，太阳往往也不能完全被月亮遮住。当太阳完全被月亮遮住时，就会发生日全食；而当太阳的一部分被月亮遮住时，就会发生日环食或是日偏食。春秋时候将日全食叫做“既”。鲁隐公三年就发生了一场日全食。《春秋》中记载：“秋七月壬辰朔，日有食之，既”。《正义》中说：“食既者，谓日光尽也”。古人早就知道日食是由于太阳被月亮挡住造成的。这对于春秋时代的人来说不可谓不是一个大发现。知道了日食发生的原因，就可以知道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，也就是每个月（朔望月）的初一。同样地，月食也必定发生在每个月的十五，即望日。
《春秋》中记载日食，一般会记载日食发生的日期，并标上“朔”，即当月初一。有时不书日期或朔日，是日官记载失误。例如桓公十七年：“冬十月朔，日有食之。”《左传》说：“不书日，官失之也。”但是春秋时期历法尚不成熟，对于朔望月的推算偶尔会出现差错，因此有日食而发生在朔前一日的情况。文公八年：“秋七月甲子，日有食之，既。”在文公八年七月甲子这一天发生了日全食，杜预注说：“月三十日而食。”七月甲子是七月三十日，不是朔日（初一），因此不书朔。另外一方面，我国历法以朔望月（阴历）与回归年（公历）相配，而一个朔望月的长度过短（29.530588），一年十二月与回归年的长度（365.25）相比还差好几天（365.25 - (29.530588 × 12) = 10.882944）。因此，每隔几年就要将多出来的日子作为闰月。春秋时期，置闰还不是很准确，常常会有失闰的情况出现，也就是本应置闰而没有置。这样，月份就会出现误差。襄公二十三年：“冬十有二月，乙亥，朔，日有食之。”《左传》说：“十一月乙亥，朔，日有食之，辰在申，司历过也。再失闰矣。”
日食是有一定周期的。巴比伦天文学家发现了沙罗周期（Saros），认为只要知道发生了一次日食，则经过 223 个朔望月（或 18 年 11 天 8 小时）就会发生一次同样的日食。但是，《春秋》中记载了好几次频年日食、甚至频月日食的现象，也就是连续两年或连续两个月都发生日食。例如，襄公十四年二月日食，而十五年八月又日食；襄公二十四年七月日食，八月又日食。《正义》说：“今七月日食既，而八月又食，于推步之术，必无此理。盖古书磨灭，置有错误。”古人将天体的运行比作行走，日月运行就称作“日躔月离”。《说文》：“躔，践也。”而“践，履也。”躔、践、履都有行走的意思。所以就把推算天体运行的学说称作“推步之学”。
日食在古人看来是一件大事。日食发生时要举行特别的仪式。在传说中的夏朝就有日食时举行的特殊仪式。昭公十七年鲁国太史引用《夏书》说：“辰不集于房，瞽奏鼓，啬夫驰，庶人走。”所谓“辰不集于房”就是天体不在它应该在的位置。辰在早期可以用来指任何重要的天体，在这里就是指太阳。到了周朝，“封建亲戚，以藩屏周”，天子、诸侯各有不同的仪式。同样是昭公十七年日食，叔孙昭子说：“日有食之，天子不举，伐鼓于社，诸侯用币于社，伐鼓于朝。”天子不举乐，在社击鼓，而诸侯则是在社献上牺牲，在朝击鼓。所以，庄公二十五年：“六月，辛未，朔，日有食之，鼓，用牲于社。”但是并不是每次日食发生都会举行这样的仪式，只有在特定的月份发生日食才会举行。《左传》说：“唯正月之朔，慝未作，日有食之，于是乎用币于社，伐鼓于朝。”只有当正月发生日食，才会举行这一套仪式；但是这里的正月并不是现在的农历正月。杜预注说：“正月，夏之四月，周之六月，谓正阳之月。”指的是周朝的六月。因此，昭公十七年六月初一日食，理应用牲于社，伐鼓于朝，但是季平子却百般阻挠，所以叔孙昭子说：“夫子将有异志，不君君矣。”季平子对昭公不满，所以到了昭公二十五年，昭公就被季氏赶出了鲁国，“孙于齐”了。
日食是非常罕见的天文现象，古人将天文现象与人事吉凶相互联系起来。但是何者为吉，何者为凶往往各执一词。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初一（壬午）日食，鲁昭公问梓慎这场日食到底是吉是凶。梓慎说，：“二至二分，日有食之，不为灾。日月之行也，分，同道也；至，相过也。其他月则为灾。阳不克也，故常为水。”梓慎认为日食是阳气不敌阴气，所以日食发生的年份大多发生水灾。二十四年五月又发生了日食，梓慎还是说会有水灾，叔孙昭子不同意，说：“旱也。日过分而阳犹不克，克必甚，能无旱乎？”叔孙昭子认为太阳已经经过了春分点而阳气仍然不敌阴气，因此阳气积聚，将会导致旱灾。然而日食发生，并不是所有地区都会出现同样的灾异；古人认为灾异的发生与太阳所在位置有关。昭公七年四月初一（甲辰）日食，晋昭公问士文伯谁将当日食，士文伯回答说鲁国和魏国将要遭受日食的灾异，原因在于“去卫地，如鲁地”。如何知道这次日食是“去卫如鲁”呢？古人将黄道分为十二个天区，即十二次，并将这十二个天区与十二诸侯相配，说明天空中的区域与地理上的对应关系，这就是分野。鲁国对应于降娄，卫国对应于娵訾，娵訾又名豕韦。日食的时候太阳在豕韦之末，到降娄之始才结束。因此鲁卫会发生灾祸。那么十二次到底是如何来的呢？《十二次与分野》就会讨论这些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