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經義述聞》筆記：不見用例的訓釋：敢、與
二王所依據的舊注除了經傳當中出現的註釋，還有《說文》《爾雅》《廣雅》《方言》，乃至《廣韻》等訓詁書、字書、韻書中所收集的訓釋。這些書中保留的對古代字詞的訓釋，當然是極其寶貴的，但是這些書的訓釋一般都很簡單，對於後世的人來說，即便讀了也無法理解這些訓釋的確切含義。另一方面，這些書只有訓釋，而沒有用例。所以，即便一些訓釋的含義比較清楚直接，沒有用例，讀者也無法全面理解這些詞在語言中的真實使用情況。這就是爲這些書作注的兩個任務，一個就是解釋這些訓釋的確切含義，另一個就是爲這些訓釋找出在經傳古書中的例證。
在古書中出現的例證，叫做書證。如果一個詞的某一個義項，只出現在《說文》《爾雅》等書中，而在古書中找不到這個義項的真實使用例證，也就是古書中沒有這個義項的書證，拿這個義項來解釋這個詞在古書中的具體含義，恐怕是不太可信的。裘錫圭先生在考釋古文字時，曾指出古書證據的重要性（見裘先生《讀〈郭店楚墓竹簡〉札記三則》之“三、《窮達以時》的射字”，《裘錫圭文集·簡牘帛書卷》370 頁）。陳劍也強調了這一點（見《中西學術名篇精讀·裘錫圭卷》“釋殷墟甲骨文裏的遠邇及有關諸字”，陳劍導讀，以及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教程》第一章古文字考釋的第二節“重視古書證據”）。裘先生在《〈窮達以時〉的射字》中說：
從《窮達以時》的射字，可以看出書證對通假的重要性。如果沒有《楚語》的“三舍”，即使有人把“三射”的“射”讀爲“舍”，恐怕也不會有多少人相信。
在《經義述聞》中，二王的訓釋一般都有很豐富的書證，稱得上是實事求是。但也有個別沒有書證，而只有訓詁書中的訓釋證據的。這些訓釋，恐怕不太可信。當然，這種情況在《經義述聞》中極其少見，以下所舉的兩條例子，幾乎是書中唯一兩條沒有書證的。
敢：不敢左右
《國語述聞下》“不敢左右”（1065 頁）
吳王夫差使行人奚斯釋言于齊曰，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，遵汶之上，不敢左右，唯好之故。
家大人曰，《廣雅》，敢，犯也，言不犯君之左右，唯有恩好之故也。韋注以為不敢左右暴掠齊民，失之。
王念孫認爲這裏的“不敢左右”是“不犯左右”的意思，而且增了“君之”二字，所引的證據只有《廣雅》敢，犯也一條。這一條在《廣雅·卷四下釋詁》：“奸、夌、敢，犯也”，王念孫疏證這條下所引的唯一一條書證就是《國語·吳語》中的這一條。俞樾說：“韋解未得左右二字之義。此左右二字，即承上文遵字而言，謂遵循汶水而行，不敢左右迤邪以犯獵齊地也。”徐元誥說：“俞說於上下文較合。”
王念孫的說法要增“君之”二字，就是因爲光說“不犯左右”不太能讀得通。如果左右是指“（齊）君之左右”，那左右前面一定要指實“其左右”，例如《國語·齊語·鄭叔詹據鼎耳而疾號》：“夫晉公子賢明，其左右皆卿才”。而如果左右前面沒有“其”，前面一定要出現左右的修飾語，就是“（齊）君”。例如《國語·齊語·里克殺奚齊而秦立惠公》：“黃金四十鎰，白玉之珩六雙，不敢當公子，請納之左右”，這裏的左右是公子之左右，公子就出現在前面。又如《左傳·桓公五年》：“夜，鄭伯使祭足勞王，且問左右”，這裏的左右是“王之左右”，王就在這一句前面。這裏奚斯說的話，前面從未提及齊君，這裏不可能突然提到齊君的左右，而且省略齊君二字。
當然，這裏要強調的地方是王念孫的說法所依據的只有《廣雅》當中孤立的一條訓釋，光憑這一條沒有書證的訓釋，無法證成王念孫的說法。
與：是何與我之深也
《穀梁傳述聞》“是何與我之深也”（1248 頁）：
十年傳：世子已祠，致福于君，麗姬以酖為酒，藥脯以毒，君覆酒于地而地賁，以脯與犬，犬死。君喟然嘆曰，吾與女未有過切，是何與我之深也？與我之與，范氏無注。
家大人曰：《方言》，予，讎也，予與古字通。與我之深，讎我之深也（成二年《左傳》曰，讎我必甚），言我與女為父子以來，未有過切，何讎我一至於此也。，穀梁傳，，王念孫引《方言》：“予，讎也”（卷二35），又說：“予、與古字通，與我之深，讎我之深也。”
這裏的“與我之深”解釋成“讎我之深”，的確能說得通，可是問題是這裏將與解釋成讎沒有任何證據。王念孫的論證分爲兩截，第一截是“予與古字通”，第二截是予根據《方言》的解釋有讎的意思。
第一截王念孫沒有論證，他應該是直接接受了戴震的說法。戴震《方言疏證》這一條下說：“予、與亦聲義通。後（《方言》）卷六內‘誣䛳與也’，卷十內‘拏，或位置䛳’，注云：‘言誣䛳也’，《廣雅》：‘誣䛳與也’，則予有誣言相加被之義。相誣相惡，皆相讎也。故以讎釋之。”又《廣雅疏證·卷三下》“斂㰟匄貸誣䛳授施裨禀付載埤分越以气遗予也”，王念孫以爲此條“予”下脫“與”字，疏證說：“各本予下皆無與字，此因予與二字同聲，故傳寫脫去與字耳……郭璞注爾雅云：‘與猶予也’，注《方言》云：‘予猶與也’，此又予、與二字互訓之證矣。”郭璞《爾雅注》見卷一釋詁：“台、朕、賚、畀、卜、陽，予也”下：“賚、卜、畀，皆賜與也。與猶予也，因通其名耳。”郭璞《方言注》這條見卷十三 117 條：“捭，予也”下，戴震改“捭”作“埤”，即據《廣雅·卷三下》的這一條。可見郭璞的意思是予可以借爲與，表示賜與、給予。從賜與、給予這個義項來說，予可以借爲與沒有問題，但是問題在於，假設這裏的與是讎的意思，需要證明與可以借來表示予的讎的意思。這個問題又能分解爲兩個問題，一個是前面郭璞注所說的都是借予爲與的例子，這不能自動證明與也可以借爲予；另一個是郭璞所說的借予爲與的義項是賜與、給予，而不是讎。因此，這裏第一截的予、與古字通，混淆了假借的方向，將予可以借爲與，偷換成了與也可以借爲予，同時混淆了借予爲與的義項。因此，第一截在讎的義項下，不能成立。
第二截，予根據《方言》的解釋有讎的意思。《方言·卷二》35 條：“予、賴，讎也。南楚之外曰賴，秦晉曰讎”，《方言》指出了賴是南楚之外的方言，而讎是秦晉方言，但是沒有說明予表示讎是哪裏的方言。《穀梁傳》這一段是轉述晉獻公的話，晉獻公是晉國人，如果《方言》說的不錯，那晉獻公應該用讎，而不是用與。如果予表示讎是秦晉方言，那《方言》應該說：“秦晉曰讎、予”。既然《方言》沒有指明“予”表示讎是哪裏的方言，我們就不知道到底哪個方言的予表示讎。《穀梁傳》是穀梁子所傳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“穀梁傳十一卷”，顏師古注：“穀梁子，魯人”，那“予”當讎講可不可能是魯人的方言呢？也有可能，但是恐怕可能性不大，原因在於《方言》裏提到魯地的方言，一般都會明確指出，例如卷一：“宋魯之間曰牟”“齊魯之間曰矜”“晉宋衞魯之間謂之鬱悠”等等。既然《方言》沒有明確說這裏是魯地的方言，那更可能的是“予”當讎講不是魯人的方言。
而且，予當讎講在古書中沒有書證，戴震《疏證》只是解釋了予爲可以解釋爲讎（且不論戴震的解釋有多大可信度），但沒有舉出書證，王念孫除了《穀梁傳》這裏之外，也沒有其他書證，更不必說這裏壓根就不是予，而是與。在沒有書證的情況下，第二截不可信。
王念孫這兩截論證都不能成立，那他讀與爲予，以《方言》讎的說法來解釋就不能成立。但是要特爲說明的是，這裏的與讀爲讎是非常文從字順的，至於與爲什麼可以解釋爲讎，王念孫的解釋疑點太多，不太可信。與解釋成讎恐怕有別的原因，或者也有可能這裏的與其實是其他意思，能讀成讎只不過是偶然。這裏沒有其他證據，不再作進一步的猜測了。
古代的字書、韻書、訓詁書中的訓釋來源很複雜，很多訓釋我們現在並不清楚它的確切含義。在這些書中，《方言》尤其如此。因爲我們對於古代語言的理解極其有限，而這極其有限的理解又幾乎完全依賴於傳世文獻（當然還有出土文獻）。這裏舉的兩個例子恰好代表了用《廣雅》《方言》等書中的訓釋來解釋的兩種典型例子。一種是用這些訓釋來解釋古書而仍然不能做到完全文從字順的，另一種就是解釋恰恰能讀得文從字順。但不論解釋是否文從字順，如果所據的訓釋在古書中找不到書證，這種解釋都很可疑。因此，如果一個字的某一個義項只在《爾雅》《說文》這類書中出現，而古書中找不到真實的用例，那用這種義項來解釋古書，是要慎之又慎的。極端地來說，如果沒有書證，我們寧願假設這個字沒有這一特定的義項，而之所以《爾雅》《說文》這類書中有這一義項，恐怕有其他原因。這些其他原因當然包括我們所見的古書太少，很多用法都沒有流傳下來。